宋仁宗康定元年，清官包拯（人称包公）被调来端州做地方官。他到任不久，便听说历任地方长官借进贡端砚为名，盘剥百姓，砚工苦不堪言的事。
为了弄个究竟，有一日包公特意穿上便服，约了当地一名开明绅士徐乐天，一起前往砚工最集中的黄岗村，了解砚工的生活情况。他们进了村，就听到从一间小茅棚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。走近一看，只见砚工们三三两两，正在聚精会神地凿砚坯、刻图纹。包公瞥了一眼，只见茅棚破破烂烂，不堪风雨，砚工们个个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。
这时一个老艺人边雕刻边叹气，埋怨官府要砚多而付钱少。有的年轻艺人还大骂官府没良心，不管砚工死活。他们的话，包公一一记在心里。
回到衙门，包公立即派包兴去找经办贡砚的书吏张考文。这个张考文做了10年书吏，专用端砚孝敬上司，博取主子的欢心。他一听包公问起端砚的事，顿时眉飞色舞，以为包公同他的前任是一样货色，便阿谀奉承地奉上一个优质砚台，并讨好他说：“今年上边要的贡砚我已准备好了，大人交往需用的，我也心中有数。这块砚请大人收下，其余的我将陆续送上。”
包公一听，心里全明白了。本来上面规定，端州每年只送十块贡砚（据宋元丰王存著《九域志》称，“端州岁贡砚十”），而地方官吏层层加码，扩大贡砚数目。这沉重的压榨剥削，害苦了砚工，中饱了私囊。他越想越气，脸色铁青，把张考文送上的端砚“砰”的一声摔在地上，吓得张考文顿时出了一身冷汗，才知道包青天果然铁面无私，于是跪地叩头求饶。
包公让张考文把历年经办贡砚的情况作个说明。张考文不敢隐瞒，便一五一十地把贪官、劣绅借进贡端砚为名贪污勒索、加重砚工负担的实情招认出来。包公针对这种弊病，专门出了一份告示，儆戒官员、士绅不得任意扩大贡砚数目，不准向砚工摊分工钱。这份告示，反映了群众的心愿，开明士绅也表示拥护。经此一事，"包青天"的威名便传之百里以外。
据传，包公离任时，端城男女老幼都来码头送行。一些名流、士绅纷纷携物相赠，都被包公一一谢绝了。官船在一片赞扬声中解缆沿西江而下，不久就到了羚羊峡。本来风和日丽，天色晴朗。但船过羚羊峡却风云突变，乌云翻滚，浊浪排空。
包公感到事有蹊跷，心想莫非手下人背着自己私受贿赂，藏于船上？他马上命家人包兴把随行人员叫来身边查问。他的随从书僮忽然跪下：“大人，有一事我忘了禀告，我们离开端州之前，绅士徐乐天特地送给大人端砚一个，因小的认为是小事，没有启禀，私下替大人收了，现放在船上。”
包公一听，当即命令书僮从速将砚取出。这块端砚，外包黄布袱，砚身雕龙刻凤，鸲鹆眼碧绿晶莹，果然是方好砚。但包公一拿到手，连看也没看一眼，随手将端砚抛到江里。说也奇怪，砚一落江，顿时风平浪静，云开日出。船开行不久，就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一片沙洲。包裹端砚的黄布，掉进水里，顺流而下，一片黄光，后来也成为沙滩。据说现在广利镇的“砚洲”和沙浦镇的“黄布沙”就是这样形成。砚洲和黄布沙离羚羊峡不远，在广州至肇庆必经水路上。
包公“不持一砚归”之说，在《宋史·包拯传》中确有记载，包公的清廉耿介、正直无私，为群众所赞颂，连端砚也增添了身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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